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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代价 惨痛的教训——某市原市长助理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孝感市纪委监察局网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1/16

  

  我叫XXX,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我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1970年入伍,1975年入党,先后在建设银行分行、市外经贸委,中国贸促会分会、市高新区、市政府工作。

走向犯罪深渊之前,在物质利益和个人生活方面,我对此看得很淡,也十分简单。在金钱问题上,我始终认为,钱只有在生活急需的人手里才有意义,绝不能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任何不义之财。讲到这儿,大家一定会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因受贿罪而被判重刑呢?概要地讲,是法律观念淡薄和过分看重亲情和人情关系所致。

我的犯罪事实是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的钱物,总价值496万元。都与我的前妻及我的朋友有关。

我和我的前妻是在银行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们俩都是当兵退伍、共产党员、大专学历,同在行里任中层领导。一九八九年初,市里为了充实外经贸工作队伍并准备设立驻海外工作机构,把我调到外经贸委,我前妻也随着我一道调到市外贸公司任经理。后来随着工作变化,我的职务不断升迁,而她却一直在原职级未动。潜意识中,我始终认为是因为我的工作安排影响了她的个人进步。婚后她怀孕临产,结果却因值班护士忘记开保温箱开关,使顺产的男婴因冻伤感染肺炎而夭折。此事我也始终觉得是我使她蒙受了巨大的身心痛苦;后来有了第二个孩子,因她被派往海外长期工作,我工作又太忙,孩子一直由岳母照看,生活上老人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所以我总觉得亏欠前妻和她们家人很多。后来,我女儿随她在海外读书,多年聚少离多,直到后来分手。在这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提出,想资助我女儿读书和她们的国外生活,我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拒绝。事后,我得知她一次汇了40万美元。如此大的金额显然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也觉得很不合适,但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坚持退回。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第一,这是一位交往了多年的朋友,女儿是她看着长大的,当时她并没有向我提出任何工作上的要求;第二,这么多年我欠前妻和她们家的太多,她们母女将来在海外生活没有钱会十分困难,也会受人欺负,这些钱权当是替我所欠责任的一种补偿吧。法纪观念的淡薄,使我没有意识到这能构成犯罪,我的两位朋友赞助我前妻和女儿的外币折合人民币近400万元,占到我涉案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即使是其他的合法财产,我也都在离婚时给了她,甚至还为岳母家重新装修了住房,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前妻和女儿将来能生活的安定和有尊严。

我前妻最后一次回国,我专门请假陪她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做了一个多年想做的一个手术,当我用轮椅推着她进出手术室,当我送她去机场出国,我心里想,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愿她们将来的生活能幸福。没曾想,由于我的违法犯罪行为给她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尤其是我的女儿。而这些钱在案发后,尽管我想方设法积极退赃,终因数额过大,无力筹措而未能如愿。对此,正如杂志的一篇题为《市长助理感情严重超载,为补偿家庭疯狂受贿》的文章,为此做了定性。

过分注重人情关系是我走向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涉案的当事人中,多数是我多年的朋友、同事。

例如,有一位公司经理送给我12万元。事情是这样的,我任区委书记、区长时,有一家区直企业进行了改制,一年后该企业的经理(我去该地方工作之前,我们两家就很熟,他爱人与我前妻是一个部队的战友,他的妻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将10万元钱放在一个食品袋底部送到家里。我发现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他的办公室,当面如数退还给他,他解释说这是个人分红的钱,主要是想向我表示对他工作支持的感谢。我调到市里工作后,他和他的爱人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又将钱送回,我回家发现后马上打电话给他,指出必须把钱退回去。但他言辞激烈地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你又不在区里工作了,这是我个人的钱,如果退回来,那以后我们就没法见面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没再坚持。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过去一直认为,领导干部也是正常人,也有朋友和亲情往来,只要与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不去搞权钱交易,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政府的行政审批在资源配置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背景下,任何与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往来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利益关系因素。尤其是以成本核算为天性的商人,决不会把钱往水里扔。如果我没有党政领导职务和职务形成的影响,我相信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会如此慷慨地送钱送物。

我只恨自己没有守住关口,一方面坚持原则,拒收钱财,另一方面又自定标准收受钱财。从思想根源上讲,还是私欲在作怪。总认为有些钱收了不是问题,这种心理暗示时间长了,就转变为一种可怕的麻木,最终放弃自我约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犯罪的深渊。甚至在明知有人举报、纪检检察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并通知自己从外地返回接受审查的情况下,仍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严重的经济问题。作为一名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领导干部,竟在党纪国法面前麻痹到如此程度,我感到十分羞愧!

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我的确主动热情地帮助过许多人,这本来是自己份内的事,有人感谢和赞扬时,我却觉得是自己个人帮了人家的忙,当有人登门致谢时,也觉得心安理得。这种主体认知的错位、职责与人情的混淆也是导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之一。

廉洁勤政,是对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务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和保全自己。自己本身不廉洁必然授人以柄,自取其辱。

自己虽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工作过多年,但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外开放中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认识不足。甚至错误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与投资商接触要先交朋友再谈项目。时间长了,与外商的界限越来越淡,直到完全放弃政治警觉,加上自己思想深处存有自律不严的漏洞,被居心不良的商人趁机而入就成为一种必然。

例如,在某区工作时,有一次去台湾开会,一位外商找到我硬塞给我一万美元,说是在外购物的零花钱,推辞中,又说暂借。返回后该外商找到我,提出一些违规的开发要求,当我拒绝其要求并把他在台湾给我的一万美元退还给他,他们很快就以此作为罪证到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并进一步提出威胁。不法商人之所以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就因为我收了他1万美元,我意识到因自己行为的不检落入奸商布下的陷阱,即使不肯出卖良知也无法避免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了。

当前,企业以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为特点的寻租牟利,愈演愈烈,从那些道貌岸然的不法商人可疑的谦恭后面,我看到了他们从牙缝里发出的冷笑!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天职,面对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甚至人身攻击,要保全自己,从根本上讲要做到洁身自好,一尘不染,无懈可击。这也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的深刻教训。

被押送到监狱服刑后,面对高墙铁窗,让我刻骨铭心的,不仅仅是失去了自由,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教育,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工作了,我陷入了极度痛苦和折磨之中。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看新闻报道,我无法直面那些熟悉亲切的人物场景。回想当年那些令人难忘的工作岁月,我无法改变和摆脱几十年工作经历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自我迷失让我常常置身于梦幻之中。记得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开播时,一曲《红旗颂》竟让我热血沸腾,泣不成声。

判决下达后,我七十多岁的母亲来看我。近两年没见,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在她七十岁生日时,我正在看守所,她最需要我在身边的时候,我却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她。我母亲曾是一名军人,后来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不擅长家务更不会做针线活,但因怕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受凉,竟亲手为我缝制了一件对襟棉袄!当时我强忍住眼泪,故作轻松。当她向我展示了一幅她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并朗诵了为鼓励我而写的诗时,面对白发苍苍的母亲,我竟慌张得语无伦次,不知该怎样安慰她。

母亲一生要强,而我又曾经是她的骄傲,面对我对她造成的伤害,此时我心里所有的只有恨——对我自己的痛恨!我能想见,她这样一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在干休所那样的氛围里将因为我而承受怎样的屈辱。我母亲因为长期过度思念和牵挂我,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因为此事,突然引发了脑血栓,人事不知,经抢救苏醒后第一个问起的就是我,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伤害,她本应有一个十分幸福的晚年。

从亲情上讲,最折磨我的是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由于我前妻长期不在家,我女儿几乎是在我的陪伴下长大的。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我陪她去学琴、练游泳,抽空带她去爬山、打球。每天早上她上学,我必须亲自带她过了马路我才能放心去上班。现在,一闭上眼,她小时候的种种样子就浮现到我面前。多年来,对她的情况我从不敢提,也不敢想。中央电视台曾有一个“远离职务犯罪”的公益广告,那个小孩叫爸爸的声音,至今令我心肺欲裂。

眼下,就情感而言,让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目前的妻子。在我出事后,她变卖了房产,从外地赶回来,日夜陪伴在我母亲身边,为我的事四处奔走。每次开庭她都坐在第一排泪流满面。

我到监狱后,她于次年与我登记结婚。多年来,几乎每个月她都会按时来监狱探视,除了鼓励和安慰,她从来不提她所遇到的困难。有一次,连续三个月她没来看我,事后我得知,她为了赶上会见时间,开车高速行驶,因超车翻出高速公路,住进了医院,车辆基本报废了。虽然人无大碍,但从那以后,每次到了会见时间,我都会坐立不安。她每次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总是说什么都不要,能见到你就足够了。这份情太重,压得我透不过气。这一切怪谁呢?只能怪自己!除了悔恨和自责,我无言以对。

这些年,我看到一个又一个过去曾十分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违法违纪被查处。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一个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所需的过程和代价及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远非任何经济数目所能衡量的。我相信,当任何一名领导干部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社会身份和家庭角色与那些所谓的物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时,都会毫不犹豫的作出理智和正确的选择。

我还相信,任何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干部,都会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但如果自己行为不检,因违法违纪而失去了工作的条件和平台,即便你有再多的抱负和才华都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回想自己的过去,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悔不已,我的深刻教训是:一个人只有时刻把自己的言行置于党纪国法的约束之下,才有可能对社会、家庭和自己负起责任。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履行职责,为人民多做好事、实事,又要强化公仆意识,保持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否则,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便会在千百万人面前失去公信力和说服力。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来说,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好人”是远远不够的,在遵纪守法方面必须做一个“完人”。面对种种误区、陷阱和诱惑,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

增强法纪观念、时刻警钟长鸣,才能使我们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心安理得地学习和工作,健康自由地生活。

点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从我个人的惨痛教训中得到启示,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经历,为党和人民,也为自己和家人而洁身自好,克己奉公,书写自己光荣而无悔的历史!

“一个人只有时刻把自己的言行置于党纪国法的约束之下,才有可能对社会、家庭和自己负起责任”。这是忏悔者自我剖析得出的结论,也饱含着无限的悔恨与痛楚。的确,他曾经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家庭的参天大树,可当初的一念之差、之后的逐步放纵,导致了今天妻离子散的悲凉境地,不仅自己身心交瘁,还让老人、配偶、子女倍受痛苦的煎熬。这一幅幅痛楚的画面历历在目,着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痛定思痛。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干部,在严峻复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面前,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将权力的使用置于法律的笼子中。在权钱面前,经得起诱惑;在人情面前,顶得住压力。让家人过得更好、对朋友仗义援手,这种想法没错,但必须依纪依规进行,不能拿国家利益与一己之私作交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纪律是严明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触碰党纪国法的红线,一旦触犯,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对此,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保持高度警觉,真正做到自律、自警、自省、自强,让廉洁警钟在心中长鸣,努力做事业的中流砥柱和家庭的顶梁柱。